出版商曾给我写信说：“《宽容》这本书是在1925年出版的，现在已经快变成老古董了。我们想弄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再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来的版本进行一些必要的安排，那么我还愿意写这最后一章吗？或许我可以尝试着去解释，为什么近10年内宽容的理想会这般惨淡地破灭，为什么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超越仇恨、残忍和偏见！这一切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真的有原因，而我也知道原因的话，那么我可以讲出来吗？对此，我的回答就是，对美丽的宽容女神的尸体进行解剖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却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在哪一页告别这本我15年前所写的书，然后开始写后记呢？出版商对我的建议就是删除最后一章，因为结尾部分所写的是崇高的希望和欢呼。他们的建议是很正确的，这确实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为我的结束语伴奏，《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要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那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加适合。不过仔细地想想，我又觉得这其实不能算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因为我和出版商一样，对前途持有悲观的态度，可是这本书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存留很多年，那么唯一比较公正的方法就该是让下一代知道，1925年是如何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更高尚前途的向往的，而1940年又是如何彻底让这些光辉的梦想变成泡影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致使了这场可怕的灾难的出现。如此通信了几次后，我就说服了出版商，让他认为我还是比较讲道理的，下面就是我给出版商写的内容，作为《宽容》这本书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惨淡的现实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我们身处的时代仍无法超越仇恨、残忍和偏见，人类对高尚、幸福世界的憧憬被现实击得粉碎，人类彼此间的不宽容最终演变为一场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巨大破坏。图为二战时艺术家笔下如同废墟一般的欧洲，触目所及之处皆是荒芜、腐朽的色彩。
最近的这7年真可谓是个彻彻底底的“丑巫婆的大锅”，这里汇集了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变成了一个大杂烩，而它会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毒死（除非我们能够发明一种又快又灵的解毒圣药）。对于那些倒入这个恶心的容器里的各种成分，我做了仔细的研究，也对那些负责这个大杂烩的人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我发现这个大杂烩臭气熏天，正在我们地球上蔓延，和那些住在所剩不多的民主国家中的人一样，在看到居然有那么多的人拥护那些下等的厨房仆人时，我感到很困惑。这些下等的仆人不但因为那些让人作呕的大杂烩而感到高兴，而且还用全部的时间把这些大杂烩强行灌入那些旁观者的口中，这些旁观者对他们是完全无害的。不过，很显然的，这些旁观者更喜欢那些祖传的含有善意和宽容的浓汤，可如果他们不对这些大杂烩表现出很喜欢的样子，不把这些令人倒胃口的东西吃下，那么就会马上被杀掉。我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尽力去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在我就要把我耐心观察到的结果告诉你们。
为了能够清楚这个问题的起因，大家可以去模仿那个十分精明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以前住在纽约的阿尔巴尼，现在住在帝国大厦。让我们先看一些记录，看能找到些什么。在这里我先提出一个问题，或许这个问题有点跑题，不过一会儿你们会发现它和我们所要解决的难题有着紧密的关联。你养过狗、猫或者是其他家禽吗？对于这些低等的动物对喂养它的家庭和主人的花园和后院所持有的态度，你研究过吗？你一定注意到过，出于天性、本能或训练，或者三者兼有，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对于它们自认为的“权力和特权”，都是傻不拉几地珍惜着。一条警犬，它会让主人的孩子拉着它的尾巴在屋里转圈，也会让孩子从自己身上扯下一撮毛，可是在另外一个很友善地小孩刚踏上属于“它”家的草坪时，它就会开始大声地吠叫。德国品种的小狗也一定知道，邻家的北欧品种的大猎狗可以一口把自己咬死，可如果那条大猎狗敢跨过那条界线，这条界线是小狗自认为用来区分自家地盘和邻居地盘的，那么它就会向那条大猎狗扑去。就算是那些只顾自己舒服的猫，在看到另外一只猫闯进自己的炉边时，也会变得很暴怒。捕捉大猎物的人都知道森林居住者的习惯，他们对我说，野兽具有集群本能，不管加入者所能增添的力量对它们快速减弱的实力有多大的帮助，它们也不会让外面的野兽加入到自己的部落中来。那些假装可以看明白鱼的心理的人告诉我，就连这些冷血动物，当有一条陌生的鱼出现时，都会有一种固定的行为准则，那些栖息在河流岩石之间固定的场所的鱼，是从来都不允许外来的鱼加入自己的队伍中的。
对于动物学我不是很精通，不过对于人类的知识我还是学到了一些。在我研究人类在所谓的历史时期的那些行为记载时，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自古以来，人们就是“群居动物”，只有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属于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是由同路人组成的具有某种排他性，而这个集团中的人都认同他继承的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时，这个人才真正地感到幸福。当然，有些人群，包括那些相互抗衡的部落，会因为经济上的需要，偶尔按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不过这样的安排不会持续太久。那些真正让大多数人不顾危险和艰难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他们有很多清晰明了的共同信仰、共同偏见、共同偏爱、共同恐惧、共同希望和理想。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然后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记载，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一样，即每个团体、部落、宗派、甚至是每个家庭，都和邻居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他们自认自己远远优越于他人，所以就没有任何共同理解或行动的基础。现在我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吧。
嗜血的野性
低等动物出于天性、本能或训练对于它所拥有的一切有着近乎执着的维护，它们与自己的主人尽情嬉闹，对主人给予它们的饲养、照顾与其他特权表现得习以为常，但当陌生人涉入它的领地或逾越它的权限时，它便会表现出异常愤怒、充满攻击性的一面，而这种偏执的原始野性与人类如出一辙。
疯狂的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着疯狂与不解，总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放任邪恶与愚昧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蔓延，疯狂的拥戴者们为这种恶行推波助澜，为这个变得令人作呕的世界欢呼雀跃，并将一切丑恶的东西填入其他无辜旁观者的身边与头脑，反抗者的呼号在逼迫、威胁、谋杀中变得无声无息，从而造就了更多的悲惨与疯狂。
世界上的人们在最初是如何称呼自己的呢？这种例子有很多，他们都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或者是“上帝的选民”，更有甚者，还称自己是“属于上帝的人”。而犹太人也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选民”。苏密，现在人们知道它的官方名字是芬兰，而它的意思也是“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亚同西亚、北非和北欧虽然相隔千里，在这些地方居住的种族之间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是，他们都十分明确地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瞧不起人类中别的成员，还认为他们是异己者，是不体面的人，应该遭到鄙视。如果可以的话，还要躲得远远的。在这个令人惊讶的规律中，猛一看好像希腊是个例外。可他们却很高傲地认为自己是海伦的直系子孙，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中的唯一生还者，这就表明他们尊重自己种族的人。可他们却把那些非希腊人看作是野蛮人，这就表明他们轻视所有的非希腊人，还很无礼地称这些非希腊人为异己者，连那些在各方面都高人一筹而且还心胸宽广的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们，也都认为那些非希腊人是低等人。这一点表明，这些希腊人和那些愚昧无知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至少在这个方面上，水平是完全一样的。而那些土著居民虽然对于三以上的数字从来都没学过，但却十分得意地对欧洲最早的访客说，如果要问他们是什么人，将会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因为很显然的，他们就是唯一的“上帝的人”。
群居的幸福
自古以来，人类就是一种“群居动物”，一个稳固团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给予人们所需的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然而这些成员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集团常常有着近乎一致的排他性，这是个人或集团得以生存的重要特征。图中在热闹的港湾集市上，北欧人对于任何陌生的东西都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警惕与不安。
虽然我们注意到的罗马人不受这种傲慢的令人厌烦的形式的约束，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且你也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因为他们和现代的英国人一样，很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才是最高等的，所以他们从来不认为对这一点有任何要作解释的必要。你只要知道他们是罗马人，这就够了。对于这样明显的事情再去大惊小怪，那就未免会显得有失体统了，所以罗马人对此并不在乎，或者说最起码在这个方面是不在乎的。
因纯种族的概念而使多数部落和民族认为，自己才是唯一值得被称为上帝的真正的人民，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论很多了。这只是一个细节，因为伴随着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识而来的，还有对宗教、道德、风俗等这些虽有不同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的信仰。于是，每个集团，不管是大还是小都会选择在戒备森严的城堡中居住，然后用偏见和固执来抵御外界和其影响。美国虽然也已经独立地生存了一个半世纪了，而清教信仰者的不宽容行为也确实没什么好吹捧的，可我们还是无法避免那些最危险的极端行为。现在边远地区也都已经开发了，国家也正迅速地走向定型，可我们却没有从那些古老种族的错误事情中吸取到足够的教训。在我们的这片领地上，各个种族团体仍旧是各自抱成团，然后各自推行自己的禁忌，就像是根本没有听说过《人权宣言》。而对于宪法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宗教团体好像也根本没有看过，不仅对自己的成员应该阅读和思考什么强加干涉，还不管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所制定的法律，自己去制定法律。我们在咫尺间就能看到（只要我们愿意这么做）一种狭隘的精神和种族排外性的发展，而在1914年战争爆发之前，这种发展一直被认为是黑暗时代的不幸残余。
很明显地，我们现在对这种形势抱有乐观的看法还为时过早。在最近6年的发展时间中，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各种形式的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迫使那些最初抱有希望的人也不得不相信，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几乎是完全回到了中世纪。当然，这不能算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发现，可是就像不久前那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曾说的：“对高兴的事情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事实不在乎，所以它也就不会发生改变。”所以，对于那些最不受欢迎的发展，我们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然后找出可以对付它们的方法。
罗马人的骄傲
在不同的时代，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们都划地而居，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崇高、尊贵的存在。虽然罗马人不受这种傲慢的形式所约束，但他们骨子里不仅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更将罗马看作是世界的中心，人类文明、财富、商贸的聚集地，他们对自己身上“罗马人”的印记有着不容置疑的优越感。
偏见的堡垒
世界上每一个集团都有着近乎怪异的排外性与优越感，这种固执而充满危险的极端思想在美国依然存在。人们藏在自己修建起的戒备森严的城堡中推行着自己的禁忌，延续着人类古来即有的荒谬，然后用冰冷的固执与偏见圈起堡垒的外墙，以抵御外界和外界可能带给他们的任何影响。
从广义来说，宽容就像是个奢侈品，只有那些有着非凡智力的人才能购买它，而这些人从思想上摆脱了那些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思想，看到了整个人类广阔的前景。在这本书的一开始我引用了老朋友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向我们提出的疑问，而这些人也提出了这些疑问：既然我们仰望着一样的星空，既然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伙伴，既然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既然只有一条路能找到生存之谜的答案，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对方当作敌人呢？可如果我们敢这样做，并把一个古代异教信仰者的高尚之语作为证据，那么坚持只有一条道路通往拯救（就是他们的那条路）的那些帮派的不宽容首领就会开始对我们大吼大叫，还向我们扔石头和木棍。而那些没有沿着这条唯一的路走的人注定要下地狱，所以这些首领就会更加严厉地镇压这些人，以防别人受他们的怀疑所误导，也去尝试“唯一权威性的地图”上没有标示出来的别的道路。
宽容与现实
宽容就像是件奢侈品，只有那些有着非凡智力的人才能购买它，尽管不乏高尚的人为此呼喊，但宽容的态度却总是由上层领导强力执行。图为拿破仑的军队攻占西班牙后，对马德里民众展开血腥屠杀。人们仰望着同样的星空，身处在同一个地球，但却常常将对方当作敌人，制造着惨痛的流血事件。
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生活在公元4世纪。自那以后，那些有着高尚思想的人偶尔就会通过提高嗓门这个方法，来表明自己在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保持中立。有时他们还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团队（时间都很短），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思考，而且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寻求救助。不过，这种宽容的态度总是由上层领导强制执行的，从来都不是来自下层。可他们不甘于接受上层的干涉，因为上层总是依靠传统的权力，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使别人接受，他们就会用武力迫使别人“入会”，所以为了防止流血事件的发生，警方需要时常出现并加以阻止。
而所有的美国人应该感谢的是，他们的联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建立的，而对于哲学家这个称号，这些人是受之无愧的。因为他们有着大量的实践经验，13个移民区早期的典型的狂热宗派主义也完全被他们摆脱了。而这代人也获得了最终的报答，可他们死后，千百万名饥饿的欧洲人就全都涌进了这片他们曾经想要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的土地，随着这些欧洲人而来的除了强壮的臂膀外（这是必须的），还有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思想。他们只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每个问题上也只遵从自己的观点，绝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而当时我们过于乐观，又一直忙于勘察大陆的资源，以至于认为只要有了这个大熔炉，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不管熔化什么东西，都应该有个缓慢复杂的过程，而且还要有人经常进行监督和照看。因为人的灵魂是不愿被熔化的，它要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物质都顽固。于是就导致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机关枪和集中营组成的各种现代的不宽容更甚于中世纪，因为中世纪“说服”异教信仰者也只是用地牢和火刑柱而已。
美国南北战争
大批来自欧洲的移民为美国城市与经济的发展带来契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各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偏见思想，而这些顽固的外来思想与利益纠葛最终为美国带来了战争。以黑奴制为核心的南方种植园经济与以雇佣制为核心的北方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矛盾激化，最终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在前面的内容中我就曾讲过，对不愉快的事情采取忽视政策，这一点我并不相信。所以我就得出了这样一个不乐观的结论，即至少目前我们对现在的不幸事态做不了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我们现在必须接受这种形势，而且还要慢慢地为将来做出更加细致的计划，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变得束手无策了，因为文明再也经不起这种和近六年中所遭受的相类似的各种无休止的打击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一场飓风，摧毁了人们美好的家园与生活，很多人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甚至失去生命，那些侥幸幸存下来的人们除了在晦暗的角落里舔舐心中的伤口外，已提不起任何力量和勇气去重拾生活。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毒气战后，惨淡的夕阳下，失明的士兵踏着同伴的尸体相互搀扶着走下战场。
1914年至1918年的这场战争就像是一场飓风，不仅摧毁了大部分的人类组织，而且还让很多人陷入贫困或者死去，短时间内也无法消除这些损失。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并且没有损失的人们，只顾着高兴地去修理自己的房屋，对于别人的大厦变成废墟也从不过问。而在这个遭受打击最严重的市井里，要恢复正常的生活是不可能了。接着，就从一些地窖的废墟中，跑来了一些陌生的、不健康的人，他们把一些被抛弃的人聚居在一起，然后开始宣讲自己发明的学说，可他们都是在荒凉的林丛中长大的，根本不会有什么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
既然重建工作已经落后了这么多年，那么我就可以用正确的观点来观察它了。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就迫切地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好的食物，可是最终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所以，很多有害的新学说就诞生了，这些新学说使我们想起了，那些在公元3-4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中的小街道里发展起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条。最终，这些新的拯救预言家的信徒们实在是饿得无法忍受了，他们就逃了出来，来到我们相对平静的小村庄，可我们却毫无准备。就和17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人一样，当时附近沙漠中有很多暴徒，他们闯进了学校，杀死了哲学家，只因这些哲学家们所传授的宽容学说，是对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们的诅咒。
如今我们就像过去那样感到惊讶和绝望，因为现在再想把那些席卷整个地球的偏执和叛徒精神的瘟疫给扫除掉，已经太晚了。不过，我们最起码应该要有勇气去承认它们的存在，把它们看作是对某些古老的人类性格的再现，而这么多年以来，这些性格一直在沉寂，希望有朝一日能卷土重来。等到时机成熟了，它们所要做的不仅是要凯旋，而且还会因长期受到压制，使狂暴、愤怒和凶残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这就是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令我们感到恐怖的情景。虽然我们在最近爆发的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中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不时刻保持警惕，那么病毒就会登上海岸，把我们全都毁灭掉。刚才我也已经问了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现在我认为，我们除了保持头脑冷静和时刻作好准备外，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只说废话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幻想自己多么优秀，只会加快这种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冲动的崩溃进程而已。因为我们的怜悯和长期容忍的态度会被专制错认为单纯的软弱，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直到将来我们被关进了集中营，才会想起原来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也是这样被毁灭的，他们对那些有着不同理念的人谈论宽容，就像是对白蚂蚁吹捧说“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一样，只是摧毁我们的基石的也正是这些白蚁。
喘息的世界
残酷而漫长的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急需宝贵的喘息时机，来获得焕发新生的动力，然而不宽容的人与思想却如同梦魇、魔鬼一般捺不住寂寞，它们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四面涌来，让毫无准备的人们得到的只有饥饿、失望与无尽的恐惧。
正义之矛
面对逼近的险恶，人们无须惊讶和绝望，当人类古老的鄙性与恶念再度出现，人们应勇敢地承认它们的存在，认清自己，丢掉软弱，冷静地看待事情发展的始末，时刻警惕着邪恶欲望侵蚀我们的世界，并随时作好反击的准备，用正义之矛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可是，就目前我所掌握了解的形势来说，直截了当地进行反击已经为时已晚。其实是我们给予了敌人鼓励，因为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保护了他们的安全，直到他们有能力反过来对付我们，并迫使我们去过那种没有自由的下等生活。不过地球上还有极少数的地方残留着自由，那些正直的和有正义感的人有着迫切和绝对的责任去养精蓄锐，来迎接重建工作的到来。对此，任何人都不应该把它当作是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者把它看作是不敢应战的人提出的想法。我们只是因为粗心和没有勇气去承担责任，暂时失去了很多领土，所以目前我们是应该撤退的，然后再发动一次启蒙运动。这样，在宽容问题上我们就有了实际锻炼自己的任务。如果我们想结束这种得过且过、袖手旁观的局面，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把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的这一想法给摆脱掉。因为它们不仅可能会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还已经司空见惯了。在我们勇敢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明纪律，准备进行一场决战时，必须要充分地作好准备来迎接那个快乐的时刻，因为在那时，我们能够再一次为了最后而永久的理性前进，让它发挥作用，最终获得自由。
勇敢面对
人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对偏见、邪恶的放任与鼓励就是对我们自己最残酷的惩罚，宽容之战是人类所将面对的最困难的战争，每一个正直或有正义感的人都应担负起这一神圣使命，勇敢面对并接受未来的挑战，致力于美好生活的重建，等待迎接宽容的曙光。
朋友们，这里有一项工作是留给几个有着坚定意志的志愿者的。这将是我们所接受的一场最困难的战争，可是承担了它的人会名垂史册。而这场战争的幸存者们也将作为人类真正的慈善家受到人们的拥戴，因为他们让人类摆脱了多年来的约束，而这个约束是来自于偏见和自认为正确的优越感的，一旦这种偏见与优越感和怀疑与恐惧相撞，那么就算是最谦虚温顺的人，也会变成万物中最残忍的牲畜，同时也会和宽容势不两立。
1940年8月于康州
老格林威治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