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搬离老家已经很有些年头了，但偶尔回到老家走亲访友什么的，还是时常听人讲起父亲，轮到最后，也总是两个字的“高度概括和评价”：好人！
我想，能被人家记住并且公认为“好人”，应该是一种至高的荣誉了吧？而且在我看来，要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似乎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呢，至少应该有一件或者几件比较具备轰动效应的“壮举”吧？但是，我思来想去，还是找不到实在的依据，父亲似乎并没有很轰动的“壮举”呢，便不免一直有些纳闷。
有一次，我和几个姑母、姑姑坐到了一块儿，聊起父亲，始对父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父亲上有俩姐，下有俩妹，一般来讲，应该是很有些受宠的福分和资本的。可是，父亲的一生甚少享受，却充满了艰难。一来是因为出生的年头不好，恰赶上全面抗战的第二个年头；二来是因为家庭的境遇不好，早年丧父。
出生年头就不说了，就家庭境遇来讲，父亲也应该还是有过幸福童年的。因为据说，祖父在当地还算是一个比较“有本事”的人，除了教私塾之外，还会缝纫活。此外，他还继承了祖传的治疗火疸（蛇盘疮）和腮腺炎的方法。只是可惜，祖父去世得早。那时，父亲还未成年，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人，不得不过早地担起了支撑家庭的重任。
祖父的去世，对家里来讲，无疑是塌天的灾祸。祖母是传统的裹脚小女人，失去丈夫后，儿子便成了她最大的希望和依靠。自我记事，便知道祖母一直是家中最有权威的人，父亲对祖母的尊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直到祖母去世，我也没有见过父亲对祖母有过一次顶撞或稍稍的不耐烦。
由于家庭的窘况，父亲上学堂的时间很短，大概不到三年就完全辍学了。但后来，父亲却成了一位出色的会计，特别是一手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在家乡是很有一些名气的，并且为许多单位的财会人员做过辅导，带出过不少弟子，可惜却没有一个儿子继承他的这份衣钵。他还有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逢年过节办喜事，家家户户的门联基本上都由父亲代劳。所以，我从小就在他的监督之下临帖学习，可惜功夫下得不深，颇让父亲感到失望，现在想来也甚是惭愧。父亲也从祖父那里继承了治疗火疸和腮腺炎的方法，经常有病人慕名前来，他总是热心款待，热情服务。后来，父亲想把这方法传给儿子，只是我们哥仨都不太感兴趣，最后，他只好叹一口气说“现在医学水平高了，这些土法子不学也就算了”，作罢。
每每讲起这些，父亲总说：“不是新社会，一切没门！”我记得他常说一句话：没饿过肚皮，没受过压迫，就不能真正感受新中国。尽管这话有些偏颇，但也足见父亲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爱之情了。这份热爱包容于他为人处世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之中。
因此，父亲的无私便表现得异常执著。对于有困难的人，他会倾尽全力去帮助，不图任何回报，替别人办事也从不收取任何钱财或馈赠，甚至常会因为帮助不够或者做得不是太完美而问责于心。
1958年，漳河工程动工兴建，年轻的父亲把祖母托付给年幼的妹妹，自愿报名参战，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工地，与所有的建设者一样日以继夜战斗在工地上。隆冬时节，导流隧洞发生崩塌堵塞，情况危急，急需下水打桩作业。父亲当时二话没说，主动请战，喝下半斤烧酒，就赤膊跳进了冰寒刺骨的水中。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父亲便再也断不得酒，不过听说他从未醉酒，直到现在，我也确实没有见到过父亲醉酒的模样。后来，工地出现大规模的疫情，父亲未能幸免，倒在工地上，死亡通知都已经发回去了，但同去的三姐妹没有放弃这个唯一的兄弟，硬是生生地把他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一直到现在，姑母们提起这事仍然心有余悸，说那时父亲的眼窝里都已经开始长蛆虫了，但她们不想让祖母失去这个唯一的儿子。父亲康复后，被安排在工地上干一些算算写写的活儿，为后来做会计工作打下了基础。
“放卫星”的时代，各地不甘落后，虚报产量，导致老百姓们受尽了苦头。父亲坚持不说假话，实打实算，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老乡们饿肚子，对那些特别困难的家庭尽最大可能给予帮助。为此，父亲没有少受责难，但他得到了绝大多数乡民的支持，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对他念念不忘，搞得几个儿子也跟着沾光，回老家时常被奉为上宾。
动乱年月，人们大都惧怕挨上“阶级斗争”的边。我的一个本家伯父虽然是老革命，却也无端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成了“专政”对象，被拿掉了职务“扫地出门”，回到了家乡，一时间没人敢沾边，父亲却不在乎，天天同他泡在一块儿。俩人经常拿一根钓竿或者扛一条渔网到汉江去“消遣”一番。也曾有人指责父亲头脑中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阶级立场不鲜明、不坚定，但他就是没有“悔改”之意。后来，伯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多次要求父亲将全家搬到城里，父亲却一直没有照办。再后来，伯父离休了，父亲才决定进城，跟了几个儿子，两位老人便时常凑一块儿拉拉家常聊聊闲话。伯父对我们说，你们的***有骨气，从来不愿意求人，倒是我求着想帮一下他，他还不愿意，现在好了，你们都是自己努力走出来的，让他腰杆子又硬了几分。
1983年，家乡闹洪水，汉江决堤分洪，乡民们受了不少损失。后来国家拨款进行补偿，父亲把全家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决定主动放弃补偿。他说：“国家想着我们，我们更不能忘了国家。何况我们家的损失也不是特别大，补偿就不要了吧。”父亲一锤定音。为此，母亲闹心了好一阵子，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在所有的人看来，父亲的脾气确实好得出奇。我小的时候，家里经常是很热闹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一大阵子（屈指算来恐怕有一个加强排了），隔三岔五总有几个是会和我们呆在一起的，没办法，就这个舅舅呢。我们这些小辈窝在一块儿偷偷对父亲和他的姐妹们作了一个表面的评价，然后给他们各自取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外号，父亲就是“温其久（温吃酒）”了，脾气温和，好一口小酒的意思。那些外号后来一直到父亲六十大寿时才向几位老人家正式公开，惹得长辈们大笑了一场。
不过，父亲也有发怒的时候，尽管很少，却也被我赶上了两次。一次是小学一年级时因为要迟到，怕挨老师批评，我便赖着不愿上学，父亲怒极之下一顿好揍，把我屁股打得皮开肉绽。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上学迟到。另外一次是小学二年级时，偶然打开父亲抽屉看到了一摞人民币（全是两元票面），便顺手抽一张拿去换回了一摞子的连环画，结果拿钱那手被打得差点变形。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动人家的东西。大哥也曾经被父亲狠狠教训过一次的，还差点挨上耳刮子，那只不过就是因为大哥叫我的时候直呼名字罢了。父亲说：“兄弟就得兄弟相称，怎能直呼其名！”
别人都夸父亲把孩子管教得好，参军的儿子能获军功章，读书的儿子能有好成绩。父亲就总是说，“认认真真做人，扎扎实实做事，不给社会添麻烦就好”。由于相处的日子长了，我们这些后辈特别是那些表哥表姐们也都被父亲熏陶得差不多了，脾气好，做事认真负责，现在，都生活和工作得实实在在。
祖母去世后，母亲成了我们家的“掌门人”。父亲一直非常尊重母亲，我从记事开始，就没有见过父亲在母亲面前红过脸。母亲是个特爱唠叨的人，唠唠叨叨了一辈子，竟然没有见他们吵过一次架！父亲总是可以接受和原谅母亲的唠叨，说她“刀子嘴豆腐心”，说“管教儿子都是她的功劳”，说“她是我们家最大的功臣”。母亲六十岁生日时，对我们说：“你们应该向爸爸学习，从不怨天尤人，从来都为别人着想，从来不做亏心事。你们别看表面都是我说了算，其实是他故意抬高我的地位呢，大局仍然由他把持着呢！”搞得后来，我那媳妇就老拿这个来教育我，积极鼓励我向父亲学习，说“老爸才是真男人，是榜样呢”。
前些年，母亲病逝了，忽然之间，我发现父亲变得特别苍老。我从来没有见到父亲流过眼泪，只是每每看他独坐那里望远方的时候，便觉出他内心的孤独和思念，也许他在想祖父，或许是祖母，抑或是母亲，也可能是所有记忆的再现吧。
父亲喜欢读书看报看新闻，以前的《**选集》，后来的《邓**理论》，他一直收存得很好。对于国内外时事，他也一直十分关注。1988年学潮期间，我正上大学，父亲接连去信告诫，劝我“不要跟着瞎胡闹，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才是根本，才是真正对社会有责任心”。对于新闻披露的各种丑陋现象，他总是显得特别激动，特别痛心疾首，说那是“太吃饱了，撑得慌”。对于眼下的金融危机，父亲倒是十分乐观，信心满怀，他说：“再大的危机，在中国**人面前照样烟消云散！”
现在，父亲已年过花甲，岁月的霜刀在他脸上刻满了沧桑。在我看来，那就是一张记载荣誉的脸，记载的是一个陪伴新中国走过六十年风雨历程的老人的荣誉！我从内心深处尊重父亲的这份荣誉，就如同尊重我们共和国的荣誉一样。我要向父亲以及所有和父亲一样陪伴共和国六十年风雨历程、为共和国建设默默无私奉献的前辈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