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1894—1978，字雨僧，陕西省泾阳县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中国红学的拓荒者之一。著有《文学与人生》，留有《吴宓日记》等。
受业：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哈佛大学。
传道：钱锺书、曹禺、李健吾、季羡林、李赋宁、何兆武等。
言语：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随时随地想到如何给别人以便利而不给别人添麻烦。
品藻：他自认是一名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他的气质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的纯真和诚恳，任何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唯独他自己看不到。
——温源宁
吴宓活了八十四岁高龄，这殊非易事，亦非幸事。他晚年的经历再次印证了庄子“寿多则辱”的论断，这无疑是莫大的悲哀。他将自己的一生分为三个二十八年：
第一个二十八年（1894—1921）：他过得十分惬意，考上清华留美预备班，远涉重洋，拿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可说，学有所成。
第二个二十八年（1921—1949）：他比堂吉诃德更忙碌，也比堂吉诃德更烦恼，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总理《学衡》，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是中国20世纪比较文学的奠基人，可说，事业有成。
第三个二十八年（1949—1978）：1949年年初，他曾将这个预测告诉一位友人，友人问：那你的第三个二十八年将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度过？他答曰：尚欠明朗，尚难定夺。事实确然证明，他的晚景异常凄凉，正如他向来自比的古希腊悲剧英雄。
他是一个水晶球，极其透明，却又是一个矛盾体，处处自相冲突。比如说他严肃、古板，却又崇尚浪漫，这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喜剧效果，同时染上不可收拾的悲剧色彩。尤其他的婚恋，更是一个破绽百出的脚本……
相貌奇绝，唯独爱骡
吴宓，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
有些人需要别人介绍一百次，到了第一百零一次，还有必要再经介绍。他们的面貌太平常，没有一点特色，“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副张三李四都可能有的平常相貌。
吴宓的面孔堪称得天独厚：奇绝得有如一幅漫画。他的脑袋形似一枚炸弹，且使人觉得行将爆发一般。瘦削的面庞，有些苍白、憔悴；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剃得干干净净。粗犷的面部，颧骨高耸，两颊深陷，一双眼睛好似烧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这一切又都安放在一个过长的脖颈上。他的身躯干瘦，像根钢条那样健壮，坚硬得难以伸缩。
实然是一个奇特的人。
唐振常写道，凡是见过吴雨僧先生的人，总难忘他那踽踽独行、喃喃自语之状。他一个人低着头走，不看前面的道路，不看左右周围的人群，唯喃喃自语，壹似重有忧者。
有人爱马，有人爱狗，有人爱猫，吴宓独爱骡。
1899年，时年六岁的吴宓已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爱好中获得了至大乐趣：喜欢自家的骡子。吴家养有两匹驾车、拉碾磨的骡子，一牝一牡。红色的骡小姐，温和顺遂，青栗色的骡小伙儿，刚劲有力。吴宓开始与家中的骡马戏狎，注意其性动作。他幼年时的男女性知识，多得之于骡马。他曾突发奇想，若自己变身为骡是为何状。于是，他在家中碾磨房中，扮作骡子，俯伏在地，让仆童拿来骡子驾车时用的鞍勒羁衔，给他披挂在身。当骡项圈挂到肩上时，太大的项圈，可使他全身从中通过。
年少时，作为一个孩子，他的感情至为真挚。可不想，因着这个特殊的爱好保持如一，这真挚竟也始终浓烈。常人是很难想象的，更别说感同身受了。
1905年10月中旬，吴宓乘姨母家纯黑色骡小姐所驾的车赴西安。这次西安之行，姨母家黑色的骡小姐让吴宓难忘不舍，思念和怜悯之情一纸开来：
此骡亦美女子身，今日为载送我来此，行如是之速，路如是之远，乃不赏其功劳，不速给饮食、休息，而痛施鞭打，骡诚冤且苦矣！我未能救护、抚慰，对骡实惭感交并。我中夜醒，不知骡在彼店亦能安息否？不受一群客骡之欺凌、亵扰否？……
过后，宓恒念及此骡。
自此，骡小姐不但是他日记中常出现的主角，而且还常常引发其思考。
骡一般不能生殖，可吴宓对此亦有对知识的探求精神。一天，已经懂事的他问叔父仲旗公：“骡何以不能传种？”回答：“因**不完全。”多年以后，吴宓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了关于骡不能生育的另一种解释：由于牡骡的精液过冷。
设想时下的情景，他该是如一个解开弥久疑团的智慧小童一般，乐得跳起来吧。
吴宓对骡小姐的日常生活关怀备至，观察入微。每次出行时，驾车的骡小姐的颜色和性情、途中的遭遇等均一并印入他的脑海，直到晚年他都能记起。甚至连骡小姐遗尿的姿势、角度、时间、频数（冬夏之别）、地点，以及身在闹市、众人之中，畏人窥看的含羞程度，吴宓都观察得十分清楚，并一一记录。
细节之处，颇见情真。
吴宓来北京后，最爱的依然是家乡的骡小姐，他对那骡小姐的赞词是“美”“甚美”“极美”。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他认为北京驾车的骡子，皆身形丑怪，尾骨不耸，臀部肌肉不丰满，毛色不美，远不及他家乡的骡小姐可爱。
年深日久，吴宓对骡小姐的喜欢渐次加深，这仿若是他心里独建的一座小屋，只供自己玩悦，无须又无法分享。于是他的记录由日记、文章转移到诗作当中。
1950年，他作《悯骡诗》，称之为《骡史》，其中四首，是专为他所爱的骡而作，名为《某骡（黑而牝，最美）之自传》。
吴宓为自己十七岁那年遇到的黑色骡小姐，写下的是《美骡传记》。他对那美骡之动作及情态印象很深，感觉甚美。他的五首七律中的两首，内容分别是写这位正值妙龄的骡小姐的大小便，诗云：
已过长衢土辙安，汗流身热胃肠干。
渐抟玉液成浓块，更炼金丹作巨丸。
节节竹环蛇出洞，高高金座珠堆盘。
频看尾举连排泄，妙龄食量可惊叹。
出城骈列暂盘桓，肃立风从尿始湍。
蹲股不胜羞欲掩，开关乍见射成澜。
微闻芗泽无声响，累皱红巾畏客看。
躯体松舒诸事办，长途奋进敢辞殚。
相貌奇绝，癖好又怪，吴宓就是这样一位惊世之人。
克己守时，谨守师道
他常穿一件灰布长袍，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一手拎布包，一手拄手杖，走上讲台。
打扮虽然古板，吴宓讲的却是纯英文诗歌，而且开讲时，笔记或随身带的纸片静置一旁，无须参看，所讲内容脱口而出，一气呵成。待讲到得意之时，便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击着地面，颇具吸引力。
当吴宓的第二个二十八年开启之时，留学生涯的卓越，让他一回国即当上教授，辗转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开课讲学。虽然仍有学生说“吴先生是我生平所见最为稀奇古怪的一个人”，但此后的吴宓确真在进行着他自己的师道。
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就以备课认真著称。他在东南大学任教三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一时声名鹊起，学生们交口称赞。1923年，清华学生对当时给他们讲授英国文学的美籍教师十分不满，向学校反映，学校即派学生代表梁实秋去兄弟院校调研外国文学教学的情况。听完吴宓的课后，梁实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述及吴宓的授课情形：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感慨道：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者！
或许就是这个缘故，不久后，吴宓走进了清华园，并创下了他一生最为自豪也最为人们所铭记的功绩——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
他入主国学研究院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个国内一流的学者，时人称“四大导师”。其中，吴宓去延请王国维时，在登门之前，对其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到了王国维住所后，二话不说，便毕恭毕敬地顿首三鞠躬，然后才起身落座，表明来意，令王国维大为惊异感动。王国维本以为来者必西服革履，不想却是长衫，言谈又严辞谨语、诚意备至，于是决心受聘。
他的清华时代十分闪耀。
每天早上七点半，吴宓准时来到教室，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讲义。待到学生八点到齐时，讲义已写了满满一黑板，详细至极，参考书、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都清晰入列。学生们好奇，上前偷偷观察，发现他并不是抄写，而是完全凭记忆，一时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的考试方法也很独特，每每都有一道题目要求学生默写出自己能背诵的最长的一首诗或评一篇文学专著。有同学向他请教如何学好古典文学，他信口作答：多读、多背、多用。
台上的先生，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而作为他的学生，钱锺书、曹禺、吕叔湘、李赋宁……可真是要抓紧这样的机会好好受教一番了。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教师，吴宓无可挑剔，唯一的缺憾是少了一点启迪灵感的魅力。
温源宁在《吴宓先生》中说：
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
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间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
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
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他永远昂首挺胸，脊背笔直，看上去仿佛就是尊严本身。
他以身为学者而自豪，朋友们也都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君子而为之骄傲。
学生李赋宁回忆吴宓：“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他的字也形如其人。
吴宓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写下的外文字母及数字，笔画粗细，好像印刷的一样整齐。他对学生要求也极为严格，新学期注册，对写得很潦草的学生拒签。
茅以升之女茅于美也说：“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得四方满格，免被误认。”
吴宓对自己严苛，亦章法有理。
他改正自己写错的字时，总是把错字整个涂成长方形，四角齐整，一点儿痕迹也不露，然后把改正的字规规矩矩写在旁边，使看的人绝对不会感到混淆导致误会。无论书写文章、讲义、信札，不论汉字英文都是工工整整的楷书。写时精神完全集中而速度很快。
书写信封时，地址、姓名全用整齐清晰的楷书，从较大的字体到较小的字体，连两词三词的间隔都似经考虑留适当的空，外文字母及数字排列及笔画粗细好似刻印。他说一封信往往要经过长途跋涉，多少邮工收、检、转、送付出辛劳，如果信封上字迹不清楚或字体不规范，就是给他们制造麻烦与苦恼。
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随时随地想到如何给别人以便利而不给别人添麻烦。把邮票贴到盖邮戳最顺手的地方，不是远比贴在背后教人翻转寻找为好吗？门牌号码中一个潦草数目字就可能使得投递人来回跑很长的路……
原来认真的背后，是道德力量的支撑啊。
到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吴宓只能与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同住一室。
吴宓不喜欢沈有鼎，认为他不讲卫生，又自私。沈有鼎看到吴宓等室友勤奋用功，喃喃自语道：“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
吴宓闻此言，肃然对其指责道：“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沈有鼎只得默然。吴宓又规定宿舍作息纪律，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
而在钱穆看来，其他三人笃书成性，不过皆孤僻独行。每天晚上，闻一多在座位上自燃一灯，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第二日上课准备，抄写笔记、纲要，极为有序：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次日，必是吴宓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微露的晨曦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吴宓才回到宿舍。
钱穆感慨：“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对己身，他有其约法，有板有眼；对学生，他尽其义务，绰绰有余。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有任何闪失抑或“事故”的。
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受到吴宓的严厉批评：
“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
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后楼敲门声响起，吴宓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不耐烦的回答声：“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了，就不开门了。”吴宓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丢！”
事实上，那位青年教师当时并未找到，怕惹恼吴宓，便撒了个谎。
如此可见，他对教育事业从来就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且可贵的是，终生不渝。
吴宓总是提着手杖，行色匆匆，路上有人挡住说事，吴宓便说：“什么事？快说！两分钟！”说着看着表，两分钟一到，不管对方说没说完，拔腿就走。
怪不得，学生都说他像钟表一样。吴宓始终是行走的钟表。
他的认真与不苟，如同发条，在那个不得不忙慌的年代里，似乎显得更加从容而有内在奇特的能量。
吴宓是那种从不知晓什么是年轻的人。他实际才四十岁开外，但是就外表，从三十岁到一百岁，说他多大都可以。他评价别人总是从宽，对自己却严格到苛刻。他信奉孔夫子的学说，能使人们想到真正的孔门儒生应该如何作为。他端庄严肃，遇事认真而有点过分，有一副“理直”因而“气壮”的架势，却是个不会令人望而生畏的人。
红楼情痴，情字难逃
“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总之，他是一个既奇特又矛盾的人。
“我这样说，不但丝毫没有贬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奇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对于老师吴宓，季羡林如是说。
究其缘故，尚从“潇湘馆”说起。
吴宓一生酷爱《红楼梦》，并自称“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他曾发表过《论紫鹃》一文，对紫鹃忠诚、善良、执着的品格褒扬赞赏。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因为在他看来，林黛玉是中国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够像紫鹃那样无限忠诚和深情地服侍和维护黛玉，是他的最高理想。
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牛肉面馆，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唐突了林妹妹，竟前去砸馆，并勒令老板改名。岂知老板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有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了名字才了事。
他心里定是揣想：林妹妹会难受的。
不仅仅对林妹妹，吴宓对女学生也是百般呵护的。
吴宓讲的“红楼梦研究”很受欢迎，经常是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宓此举，也引来一些有骑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然而，怀有这样美好之态的吴宓，却因为矢志追求爱情，在婚姻和情感的道路上甚不顺，历尽波折，尝遍酸甜苦辣。
或许，这和他的爱情婚姻观有关。
天下无完全长久、圆满适意之事，亦无尽善之人。
故人须自能寻乐，乃有真幸福可言。然非有素养、阅历广博之人，不能解此。
婚姻之要，不在于选择，而在于夫妇能互相迁就。
其友陈寅恪说得恰如其分，吴宓本性浪漫，唯为旧礼教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1918年11月，在美国留学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信中向吴宓介绍自己的妹妹陈心一。陈心一毕业于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时年二十四岁，在浙江定海县任小学教员，素来倾慕吴宓之文章，许为不与世俗浮沉之人，愿意托付终身，且已得到家中长辈的认同。吴宓收到信后，立即回信认可，同时托同学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代为考察。
“陈女士系一师范学生，不十分活泼，然亦不板滞，不十分美丽，然亦不丑。不十分善于交际，然亦不过于静默。倘欲伊为一贤主妇，在家中料理家务，实甚佳。若欲伊能与西人接近，及与以一辈受过西洋教育者交际，或虑不足。”
吴宓得知考察结果后，与陈寅恪、汤用彤商量，决定允婚。之后，他致函陈烈勋，要求与陈心一通信。陈烈勋回信说，其父要求须正式聘定后，方准与其妹通信，吴宓见信后颇为愤怒，去信通知取消婚约。但信寄出去后，他又颇为后悔，觉得陈氏父子不通情理，又与陈心一何干，且自己既已允婚，不能食言，即于同日再次致函陈烈勋，说前函为病后狂言，无效，婚约如旧，不取消。
一番思想的周折与内心的斗争终于落停，而婚讯更是来得飞快。
1921年8月，回国不久的吴宓便匆匆赶往杭州，与陈心一见面，二人一见如故，并在陈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相谈甚欢。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吴宓在日记中写道：
“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十三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闪婚”。
他本是反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却在这感情来袭时就变为“闪婚一族”。但木已成舟，按着他的婚姻观，互相迁就调和即行。然而，发生在吴宓身上的事并非如此。
吴宓婚后，与妻子育有三个女儿。陈心一辛勤安恬、谦卑恭顺，称得上一个贤妻良母，但吴宓不满足于此，他对她思维迟钝、不善辞令、拙于交际和缺乏文学造诣等深表不满。而他，又对在清华读书时就神交已久的毛彦文很是倾心。在经过多番思虑考量后，吴宓终于决定和陈心一离婚，这段勉强维持了八年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
为了筹集离婚费用，吴宓四处借钱，八方求援，甚至还向同乡知己吴芳吉索债。吴芳吉认为吴宓无情地遗弃陈心一和三个年幼的女儿，纯属不负责任的行为，其劝解无效后，便故意拖欠债款不还。为此，吴宓竟差点与吴芳吉绝交。
怕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吧？
他对这段失败的婚姻总结道：“故妻陈心一，忠厚诚朴，人所共誉，然宓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唯余自知之。彼当时诋余离婚，及事后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对于吴宓的离婚，毛彦文说，吴宓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
吴宓是早就知道的，毛彦文当初的考察意见也极为中肯，他如何料想不到是今日之结果？不过，即便如此，吴宓对女性一贯的呵护依然未改。离婚后，吴宓仍负担陈心一的生活，他每月领到薪水后，必到其住处交与之。这似乎才是那个旧派文人吴宓，但又显得如此宽宏负责。
挚友姚文青说：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
毛彦文也回忆：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多年后，吴宓对于和陈心一的婚事，深表悔恨。当陈烈勋敦劝时，他对于这桩未曾谋面的婚事，颇多犹豫，允婚后又毁约，但最后又答应成婚。并且，当时他本应留学五年，却因婚事只留学三年而提前回国……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
学生刘绪贻就总结道，他婚前不爱陈心一而与之结婚，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之大欲”问题；婚后不爱陈心一，是因为他对为他解决“人之大欲”问题的这个工具久而生厌。
他自己都不熟知的缘故，只得借旁人的眼和心来端看了。
毛彦文是吴宓痴恋一生的女子。
他说过，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毛彦文）。
毛彦文是吴宓清华同窗朱君毅的表妹，也是其未婚妻。九岁时，毛父就将她许配给一位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逼完婚。但在结婚当日，毛彦文成功逃婚。方家退婚后，她与表哥朱君毅正式订婚。朱君毅为毛彦文退婚之事曾向同学募捐，故吴宓早知有毛彦文此人，并对其极为钦佩。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好友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极为欣赏，久而久之便对之暗生情愫，但碍于同学之谊，只能将爱慕之情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1921年，当吴宓到杭州与陈心一见面时，意外地见到了毛彦文。因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来与闺中密友陈心一告别，与吴宓不期而遇。毛彦文活泼雅趣、大方得体，新派淑女风范，给吴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切因缘有数，注定要在吴宓这里周旋一场。
吴宓婚后不久，朱君毅移情别恋，并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二人分手后，吴宓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但对方断然拒绝。
起初，吴宓深恐毁婚之举有损清誉，准备娶毛彦文为外室，欲享齐人之福。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知陈寅恪时，陈寅恪道：“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问之大，而兢兢唯求得美妻，是谓愚谬！……无论如何错误失悔，对正式之妻不能脱离背弃或丝毫蔑视，应严持道德，悬崖勒马，勿存他想。双妻制度，亦不可行。”
吴宓碰了一鼻子灰，讨了个没趣。他的绮梦破灭后，陈寅恪集杜甫的文句和李商隐的诗句为联，嵌进“雨生”二字，打趣得极为巧妙，其语为：
新雨不来旧雨往，
他生未卜此生休。
可见，在那颗秤砣心背后，是娥皇女英的贪妄不得，是离与不离的痛苦挣扎。
吴宓并不气馁。他的一颗痴心，无论如何都是要给予那心爱之人的。他一边与陈心一离婚，一边对毛彦文展开更加猛烈的追求。他表示愿意资助毛彦文出国留学，毛彦文拒绝后，他又以朋友张荫麟等人的名义给她寄钱。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吴宓教授单恋毛彦文女士的话题一时为小报津津乐道，而吴毛之事经报纸好一番添油加醋的渲染，一时间尽人皆知。
沸沸扬扬，有时也并非坏事。他的感情就在此间有了不易的进展。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毛彦文。但当二人谈婚论嫁时，吴宓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他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这期间，他又对燕京大学女学生陈仰贤、西洋女子H女郎和M女士心生爱慕，通信、交往，无不显出他一时的犹豫与浪**之心。
在此情境下，他对毛彦文的态度产生了变化。1931年3月，在巴黎的吴宓急电在美国的毛彦文，措词强硬地要求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分手。待夏天，毛彦文赶到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
“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
她失望至极，哭诉着；他不为所动，冷漠着。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此后的两年间，毛彦文回国留居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的迎娶。她写信给吴宓说：
“先生当记得我们俩在东北大学相处的日子，先生在东北大学任教，彦文若不是真心爱先生，会有到东北大学看望先生的那种一举一动吗？
“我把先生送出门外，先生离开了我，一直往前走去，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我一直站着，到看不见那消失了的先生的身影，才独自回来，把门关上。”
但是，吴宓不断地爱上别的女子，往往同时爱好几位，并将爱的感受写进日记，甚至说给毛彦文听。
就这样，久而久之，良人已非待嫁的良人，可那好妇终有了归宿。
毛彦文已经厌烦吴宓的爱情游戏，她说自己准备终身不嫁，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最后，三十三岁的毛彦文嫁给了六十六岁的熊希龄。毛彦文结婚时，曾邀请吴宓参加婚礼，吴宓以编诗话为由谢绝了。他在绝望悲苦之中作《吴宓先生之烦恼》，排遣内心的苦闷。
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后，吴宓将对毛彦文的爱化成了诗文，一连写了三十八首《忏情诗》。这些诗发表后，吴宓还在课堂上将诗讲给学生听，成为学生的笑料。钱锺书在写给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的信中也提到此事：
“且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
当时为了安慰失恋的老师，钱锺书赠其诗云：“有尽浮生犹自苦，无情酸泪倩谁偿。”
几度折磨，几度欲念。他本是多情郎，如何看清，又如何放下。
熊希龄病逝后，吴宓为毛彦文悲痛不已，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吴宓在枕上写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这夜，吴宓思感缠绵，一夜无眠，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一九三七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
此时，吴宓又燃起了与毛彦文复合的希望，但毛彦文面对这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心如死灰。1949年，毛彦文离开大陆赴台，此后，吴宓再也没有了他心爱的毛彦文的消息。
一场不了情，总算是落下帷幕，却在吴宓这里生生成了劫。
他对毛彦文的爱持续了一生，且从不避讳，甚至在课堂上与学生公开谈论，并写进自己的诗中。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诗中表达了对毛彦文的爱意：
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
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
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
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
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
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
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
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他在日记中亦对自己的爱情进行了反省：
“盖中国一般人，其视爱皆为肉体之满足及争夺之技术，不知宓则以宗教之情感而言爱。……真正之爱者，皆情智超卓，道行高尚，上帝之宠儿，而人类之俊杰也。爱乃极纯洁、仁厚、明智、真诚之行事，故宓不但爱彦（指毛彦文）牺牲一切，终身不能摆脱，且视此为我一生道德最高、情感最真、奋斗最力、兴趣最浓之表现。他人视为可耻可笑之错误行为，我则自视为可歌可泣之光荣历史，回思恒有余味，而诗文之出产亦丰。我生若无此一段，则我生更平淡，而更郁郁愁烦，早丧其生矣。今年老情衰，并此而不能再，故益不胜其系恋也。”
当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吧，精神维系，遥遥相望，绵续不辍。
不过，世事总不能圆满。
20世纪60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并将之挂在墙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
然而，20世纪60代末，居台湾的毛彦文撰《往事》一书，在这本自传体回忆录中，她提及吴宓时，就如同一个交往不深的朋友，对于她和吴宓的爱情，更是只字未提。她仅用千余字的篇幅回忆了吴宓与陈心一的婚姻，也谈及自己拒绝吴宓求婚的因由：
“自海伦（毛彦文）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她想尽方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脱的情绪。吴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简洁、直接，了解的人不免感到仓促、潦草。她表现得不仅不爱吴宓，而且对他有些反感……或许是伤得太深的缘故吧。
去过台湾而且有幸拜访了毛彦文女士的沈卫威撰文介绍，当他向毛彦文提及当年吴宓对她的深情厚爱时，已是一百零二岁高龄的毛彦文语气平淡地表示：“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再问下去，她便连说“无聊，无聊”。
他自认是一名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他的气质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的纯真和诚恳，任何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唯独他自己看不到。
如果说，第一段婚姻还不足以显现吴宓的浪漫，那么在这多情又痴恋一生的情感纠葛中，他的浪漫表露无遗，并进而与现实碰撞，衍生出了矛盾与斗争，他在内心与思想中，无不饱受着这种磨难，其持续时间与尖锐程度甚至不亚于他的真情。
因此，温源宁这样评说吴宓：一个孤军奋战的悲剧人物，然而，更可悲者，则是吴先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个性。
1953年6月，已近暮年的吴宓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他与二十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但仅三年，邹就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了。
谈到这次婚姻，吴宓对好友姚文青说：“非宓负初衷（他曾发誓：为爱毛彦文，终身不复娶），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不过如此。”
人世烟云，不过了了。
这位终生严谨克己的国学教授，在他的生活中尽显真实性情，在他的《吴宓日记》中刻记了太多自我，在他的诗文中表达了激恋之心——他毫无幽默感，却是个真诚万分的人。
赵瑞蕻评价，吴宓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
他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结合体。
矛盾的自我，悲剧的英雄
若要在吴宓身上找到一个文学人物的确证，几乎人人都说他是堂吉诃德，身上充满着各种矛盾，悲喜剧色彩交加。
并且，他一生都在不停地修正自己，与内心的自我做斗争。
1914年春，就读于清华的吴宓和汤用彤，在一起探讨国亡时个体生命究竟该如何选择。汤用彤问：“国亡时，我辈将如何？”吴宓回答：“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而死。下则削发为僧，遁于空门或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一生。”
汤用彤则表示，国亡之后，作为学人不必一死了却，因为有两件事可以作为选择。从小处说，是效匹夫之勇，以武力反抗，以图恢复；从大处讲，发挥学人的内在精神力量，潜心于学问，并以绝大的魄力，用我国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创造出一种极有势力的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在形式上虽亡，而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灵魂不灭，且长存于宇宙。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幸后的大幸。
通过这次探讨，吴宓深感自己的修养还不够。他日后养成不断反省自己，进行自我剖析的习惯，其源头大抵在此。
年轻的吴宓感到，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学问与德行尚无所成，因此，便更觉义务与责任心的重要，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格。在当时社会重私忘公、轻视道义的风气之下，他读了《佛说无量寿经》后，表示自己“诚能牺牲一己，以利群众，则恝然直前，无复顾虑”。他甚至认为自己在佛经中找到了“以养成深厚高远之人格”的道理。
而在留学海外的时日中，他又受到了英文教师的点化——没有什么像犹豫如此有力地摧毁人的道德力量。
吴宓从此便认识到，修为要靠日积月累。于是，他以此自勉，更加勤奋努力，在读书时注意自省，尤其注重自己道德理想主义信念的确立和完善。他的一生都在自勉、自励、自省、反思、自剖，他的日记就是这种内在驱动力的产物。
他终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行文优美，议论独到，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他又极为坦诚，从不隐瞒自己所做所想。
何兆武回忆：先生不但是学人，而且是诗人，是至性之人。
有一次上课，先生说到前一天曾和沈有鼎先生相与讨论，说到沈先生是真性情中人；又说假如要沈先生和他去搞政治、去做官，那真会叫他们痛苦死了。接着，先生就把前一天两人的讨论内容画了一张七级浮屠式的图，把对权力的追逐放在最下层，以上各层依次是对物质的追求、对荣誉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对艺术创造的追求。他说，沈先生看了以后提出，应该把宗教置于顶层。先生自己非常欣赏沈先生的这一补充，说话时流露出一种深沉的欣慰。先生是那么执着认真，又是那么易于动情；有一次看到一匹马倒毙在路旁，不禁唏嘘地对我们说：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匹忍辱负重的马。”
吴宓因着这般审慎的剖析与自省，一生严谨，从不放纵自己。
20世纪30年代初，他去欧洲进修前，同仁为之饯行，朱自清喝得酩酊大醉，席间呕吐不止。吴宓见后感慨万千，觉得自己为人太拘谨，喝酒从不敢过量，颇羡慕别人能有一醉方休的豪情。
这大概也是吴宓之所以为吴宓的必然所在吧。
1964年，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到四川看望父亲，临别时，吴宓在内江火车站告诉女儿想撰写自编年谱的想法，“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并附该项，体例一采简括”。他说：“内容但求真实，真实！”
他受西方思想影响，崇拜卢梭，自述自剖，犹如卢梭之写《忏悔录》，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不能做到的。
他富于情而明于道，对自己解剖极广，加以生性柔弱，好谋而不能断，所以自己遇事常常在悔恨之中。
他曾有“二马”之喻：
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睹时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愉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必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
吴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也正印证了他的“二马”之喻。
比如他非常反对说谎，但他考清华学校时年已十七，超过了规定的最高年龄十五岁，他就瞒了两岁。
比如他有时很谦虚，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只能做个相当于“执行秘书”的主任，但在筹办及出版《学衡》杂志时，不顾同仁的反对，硬是自任总编辑。
比如他一生不知恋爱多少次，朋友、学生访谈之时，约定除爱情学问外，其他一切免谈，但又写诗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
比如他平时外表严肃，彬彬有礼，但在昆明看到有家牛肉店取名“潇湘馆”，他认为亵渎了林黛玉，提着手杖去乱砸其招牌，像蛮横的士兵一样。
……
他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个“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
吴宓自己则写：书生行事痴愚甚，名德空惭，欢爱终悭。
耿直天真，依然如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