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归国后，即到清华大学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他有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代表作是《大学一解》。
受业：张伯苓。
传道：沈从文、杨振宁、汪曾祺、邓稼先等。
言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品藻：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马·约翰
《论语·里仁》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可说是梅贻琦的写照。
当初韩咏华和他订婚的时候，韩咏华的同学陶履辛得知消息，急忙跑去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
韩咏华爽然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就这样，她便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开始了四十三年的共同生活……
梅贻琦不爱说话，“Gentleman of few words”（寡言君子）的称号足足伴随了他的一生，但实际上，当他置身教育事业时，孜孜不倦，充满活力、希望和信念。
他是清华的终身校长。
寡言君子，实干力行
1915年冬的某一天，梁启超在清华园演讲，题目是《君子》。
在演讲中，他借《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二十六岁的新晋物理系主任梅贻琦，此时也在台下聆听。
梁启超演讲之后，清华即开始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一直保留至今。而梅贻琦这个清华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不仅与其共同经历了命运中的风雨，也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传承百年的校训。
渊源绵长，似有注定的成分。
梅贻琦是投考清华的第一批庚款留美生，在六百三十位考生中名列第六。
到看榜的时候，别人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显得有些沮丧。唯有他始终是神色自若，单从面部表情，谁也看不出他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
和他同批被录取的徐君陶后来回忆说，自己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里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已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
不过说来，这梅先生的起头却是一段年少轻狂的曲折。
他从美国学成归来，接受校长周诒春的聘请，回母校教授物理和数学，不久便厌倦了。
暑假回天津，见到先前在南开就读时的恩师张伯苓，梅贻琦表示对教书没兴趣，想换份工作，张伯苓不同意：“你才教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
连梅贻琦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坚持，就与清华再也没有分开过。夫人韩咏华后来亦笑谈：“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清华第一任教务长……之后，在学生三拒校长的风潮中，梅贻琦被推举为清华校长，在这风口浪尖上，寡言君子必有他沉默的优势。
他的就职演说非常朴素务实，无激昂号召，也不显山露水：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今人听来好像确无出彩之处，但接下来的话，成了梅贻琦在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名言：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一天是1931年12月3日。
承继着这个历史性的开端，清华迎来了抗日战争前的黄金六年。
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梅贻琦治校有一条法宝，那就是“吾从众”。
学术上的事情，由教授们讨论决定，行政上的事情，则由教授会推选出来的评议会去管。在权责分明的同时，也彰显民主的精神。作为校长，他并不独揽大权，只要教授提出来的建议有理有据，对学术、学校有益，梅校长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
并且，对于真正有才学的人，梅贻琦也高度重视，这在清华为之四次破格的华罗庚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当人们夸他治校有方时，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清华文学院教授朱自清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清华的民主作风》：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的。
他还这样评价说：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民国十八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
但民主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
梅贻琦曾经就“缓考”一事和学生发生过冲突。
1933年1月6日，学生自治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并不是抗日救亡，竟是“平津动摇、人心**，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梅贻琦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回应道：
今国势危迫，不能以躬执干以卫国家民族者，必须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其应作之工作。若以赤手空拳为尽先避难之口实，则平津数百万之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若皆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人不亡我，我先自亡矣。
学校发出《告同学书》：
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决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地、忠实地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丧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诚恳的态度进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
语词之肯定，立场之坚定，对于向来斯文的梅校长，广大师生不免一惊。
诚然，这也许是梅贻琦对学生最强硬的一次，他并不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但绝对拒绝学生在大时代面前的自私和畏葸。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家内忧外患，更趋动**，学校也经常被卷入政治的风浪中。梅贻琦明确表明反对党化教育，提倡学术自由的态度，而此时，他不得不在执政党和进步学生双方的夹攻中寻求治校治学的方法。
他对于学生参与政治，自有其成熟的看法。在1932年的致新生欢迎词《大学的意义》中，他为学生救国指出一条正途：
只有热心是不能于国家有真正补助的。诸君到学校来正是从学问里研究拯救国家的方法，同时使个人受一种专门服务的训练，那么在这个时期内，诸君要拿出恳求的精神，切实去研究……吾们以前吃亏的地方，多半是由于事实没认清楚，拿半熟的主义去作试验，仿佛吃半熟的果子，不但于身体无益处，反倒肚子痛。古人有一句话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这个意思，吾们可以引用。就是吾们要解决的中国的大问题，并不是一两月或一两年的事，虽然是急难当前，吾们青年人还是要安心耐性，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探讨。
正如他寡言的性子一样，他劝大家在当前情势之下，要咬着牙，屏着息去工作。因为张口空话乱嚷，于实事无一益处。
因此，对于学生在求学阶段参与政治、选择怎样的政治信仰，梅贻琦从来是不鼓励的。他觉得在学校学习的过程当中，学生最主要的是学会辨别自己的人生道路。至于学生今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和政治价值取向，那是他们走上社会以后的事情。
虽然不鼓励学生参与政治，但梅贻琦仍然保护师生的言论自由，且全力捍卫参与学潮的学生。
1936年2月，“一二·九”运动余波未了，军警方面喝令已出，准备把军车开进清华抓人。
学校领导人员闻讯后，紧急在梅贻琦家里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讨论中，几乎每个人都说了很多话，唯有梅贻琦默然不发一言。大家都等着他讲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老先生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
结巴的冯友兰最后就问梅贻琦说：“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他还是不说话。
叶公超忍不住了，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依然淡定自若，又过了几秒，端重地答复道：“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了，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
——梅校长的掩护行动势在必行。
那一夜，全校熄灯，宪警摸黑走遍各个宿舍，却发现几乎人去楼空，只好在天亮前胡乱抓了二十多个学生。
短暂的硝烟尚未退去，当旭日迎上清华园，师生们齐聚，聆听梅校长的演说：
“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风云萧萧，他沉痛的口气停了一下，又继续，“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这一次，梅贻琦有点苦口婆心。他心里无不带着愤慨，但担当、责任、保护才是他要做的事。
比起另一位校长——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蒋南翔，梅贻琦的原则是学术独立。他始终是一个权衡者，而不是一个领袖。
学生曾作打油诗来模仿梅贻琦不偏不倚、谨言慎行的风格——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可事后很多年再回看，才发现他的每一个踟蹰与斟酌背后，是多么坚定。
当年清华大学学生驱逐校长的运动可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学生们的口号都是“驱逐某某某，拥护梅校长”。能够成为清华的不倒翁，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说：
“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艰危岁月，砥柱中流
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
的确，梅贻琦主持下的清华和西南联大，可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两座高峰。
后者更是在国土沦丧、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创造出物质上极度匮乏、精神上辉煌灿烂的奇迹，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闻一多、华罗庚、吴大猷、赵九章等人都在此间完成了自己的重要著作，而从西南联大的学生中则走出了王浩、殷海光、王瑶、李赋宁、汪曾祺、何兆武、许渊冲、朱光亚、邓稼先、唐敖庆等人，其中还有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和杨振宁。
林语堂就有经典之论：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2年，五十三岁的梅贻琦以清华大学校长的资格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共同担任西南联大常委。因为蒋梦麟、张伯苓在重庆都另有要职，所以西南联大的实际领导担子就压到了梅贻琦一个人肩上。用张伯苓对梅贻琦的话说就是“我的表你戴着”，而蒋梦麟则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对于三位先生，许渊冲曾这样比较过：
有一次，这三位常委到长沙临时大学看房子，当时条件很差，房子很不好。蒋梦麟说，他的儿子如果上学，就不希望住这样的房子。张伯苓却说，如果他儿子上学，就可以住这种宿舍，锻炼锻炼。梅贻琦是折中派，说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住好房子；如果条件不允许，不妨住得差点。这样看来，三人同行的道路中，梅贻琦依然是那股稳稳的平和风。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三所学校风格各异。其中清华大学的人数比另外两所大学的总和还要多，且拥有庚子赔款来支援联大的日常支出，因此在某种层面上占了上风。梅贻琦温文尔雅，公正无私的办事风格则获得了全体联大师生的尊重和信服，因此三所高校虽有竞争，但奇妙地融合；而不像同时期的西北联大，学生们总是打得头破血流。
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傅任敢精辟地总结说，梅贻琦之所以能成功联合三所大学，关键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梅贻琦一直坚持“自由独立，兼容并包”的办学态度。西南联大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辞退过一位教师，学生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他在日记中写道：
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所以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他对教育有着坚定而深远的认识，但更有人格的魅力。
西南联大有很多脾气古怪的教授，甚至有很多异士，有很多自视很高的人，可是大家从来没有质疑梅贻琦的权威。后来闹学潮时，学生们也都很拥护梅贻琦，他们游行的时候喊的口号第一句是“拥护梅校长”，第二句才是“打倒某某某”。
这一时期的梅贻琦，言必信行必果，一改过去审思慎行、不轻率表态的风格。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敢向清华的同人校友说一句“幸告无罪”。
后世读来，其背后体现的坚毅果敢，让人震撼。
而他的从容也依旧保持。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何兆武记得，有一年半的时间日本飞机天天来炸，师生天天跑警报。昆明不比重庆，没有山洞，他们就跑到野地里头去躲起来。跑警报的时候，梅先生拿着张伯伦式的雨伞作为拐杖，安步当车地走，非常安详，还嘱咐学生不要拥挤。
这令学生们非常佩服。
当时局越发紧张，梅贻琦那寡言下的能量就积淀得越发深彻。
抗战时期，物质极其匮乏，每日经受生死考验，西南联大却在烽火中创造了弦歌不辍的教育奇迹。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父亲当时为了筹措资金，协调关系，每年必须奔走重庆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梅贻琦有一次返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和阴雨天气，在旅途中耽搁了近三个月才回到昆明。
而类似这样的窘境，恐怕除了梅贻琦，就是他的家人因受之“牵连”而至为熟稔了。
但事实上，如此艰苦卓绝的岁月，对于他们而言，开始得更早。
1928年，梅贻琦被派到华盛顿去做留学生监督，他一到任便以身作则，厉行节约。
冬天全楼的温暖全靠地下室的一个大火炉供应，司机和烧炉工为一人，梅贻琦本人也常常兼差——有时自己开车，有时则下到地窖里去从炉子里掏出没烧透的煤渣。
按照规定，清华大学校长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纸都是公家供给的，有公务人员按时送到。梅贻琦上任后，公私分明，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钱。夫人韩咏华和梅贻琦一起进城可以坐他的汽车，一个人进城时则永远乘班车。
梅贻琦任清华校长期间，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办事员减到最低。他用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抗战时期刚到昆明，梅贻琦就辞退司机，把归他个人使用的小汽车给西南联大公用，他因公务外出或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乘蒋梦麟或别人的车。
一次，梅贻琦、罗常培和郑天挺在成都办完事情，准备经重庆回昆明，梅贻琦买到飞机票，恰好又得到了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邮政汽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梅校长觉得邮政汽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三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
今人看来，这哪是一位校长的派头？
可是，他必须这样经济。
相应地，教授们的生活非常艰苦。
而家里的夫人们，也不得不搞上了副业。
梅贻琦和潘光旦两家一起在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年、1939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
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卖。韩咏华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是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介绍她做糕点去卖。赵世昌是上海人，教她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加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韩咏华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
梅贻琦不同意她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有时糕卖不掉，就给他们的孩子吃。有人建议她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韩咏华碍于梅贻琦的面子，不肯这样做。卖糕时，她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
尽管如此，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韩咏华的脚都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了。
梅贻琦一向忙于校务，家里人怎样生活，是否挨饿，他全然不知。直到看见妻子这般狼狈，看到教授太太们这样疲于奔命地维持生活，他才着了急，向重庆政府教育部为大家申请了一些补助。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梅贻琦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但他不让他们领取补助金。
如此，若说梅贻琦为人清廉，两袖清风绝不为过，但这更是因为他肩上沉甸甸的使命感，他是船长，他要践守自己的诺言。
艰难的岁月，生存都成了问题，而梅贻琦依然得周全联大事宜。经费困难的问题，时常困扰着这位已节俭至近乎吝啬的校长。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梅贻琦之邀，负责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梁思成夫妇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理由是西南联大拿不出那么多经费。
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林徽因每改一稿都会痛哭一场……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黄钰生无可奈何地告诉梁思成，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打垒，砖头和木料的使用要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做一次修改。
梁思成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摔在校长办公桌上，痛心地喊道：
“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只缓缓慢慢地叹了口气，然后说：
“正因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
梁思成听着，心软了，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
——谁都不知道，这样的局面何时才能得以改善。
可教务活动必须一切如常。
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到昆明，拜访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为其举办晚宴。当费正清从联大美籍教授温德的口中得知，梅贻琦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费用不下一千元，他后来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写道：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一英寸高的一瓶专治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一千元。
许是微薄，许是力量。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了西南联大极大的支持。一天，龙云前来拜访梅贻琦，因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特来请求破例录取。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席间，他请教务长潘光旦安排老师给龙云的孩子做辅导，等明年再考，同时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自己支付。
梅贻琦就是这样的人。
他什么都不明讲出来，但心里总有一杆秤，不仅对别人坚守规矩，对自己及家人更是如此。
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同仁建议他当天不开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梅贻琦却坚持照常，理由是：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之问题也。
任何时候，他都秉持着一贯的原则。
同年，美国陆军大规模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需要大批翻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都被征调去服务，学校还号召其他学生自愿参加。梅贻琦的十九岁独子梅祖彦，当时就读联大机械二年级，不在应征之列，但出于爱国，也报名参加了。
对这件事传说不一，有人说梅校长带头送子参军作为号召；也有人说梅祖彦要去，家里不同意。
韩咏华说，这都不是实际情况。梅贻琦在学校对教授、学生有民主作风，在家庭对妻子、儿女也同样，一切自愿，合理的就支持，从不强迫命令。所以儿子祖彦参军和别的学生完全一样，是自愿去的，梅贻琦既未主动提出，也未拦阻。
这位一生致力于教育的梅校长，果然在家里也风范如一。
正如对待韩咏华的工作、学习问题一样，他从来都尊重夫人个人的意见，不大干预。韩咏华曾在清华旁听过一段时间陈福田的英语、钱稻孙的日语和金岳霖的逻辑学，当事先征求“校长”意见时，他不反对，但要求韩咏华既然想学就要把课程坚持学到底。
当然，他也从不托人去办什么私人的事情。
艰难岁月，黄金时代。
一程风雨，一程辛甜。
邹承鲁院士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时，总结了两个字——自由。
何兆武也曾说：“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
王浩则把他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
“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
“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
“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世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不仅如此，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联大不仅培养出大批才俊后学，教授们也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灿烂的学术业绩。
在开明的学风中，当年西南联大学生中流行着这样一副对联：
如云，如海，如山；
自然，自由，自在。
起因是一年联大校庆时，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立即对以“自然、自由、自在”的下联。他解释说，自然是求真不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
联大的旷世风采在该对联中尽显无遗。
无怪乎杨振宁在垂暮之年也念念不忘：“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我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
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的精神。
梅贻琦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终于，梅贻琦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了。
抗战胜利后，清华北归，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从1931年接受任命开始，他在清华这艘船上当了十七年船长。
在这十七年间，清华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完善的大学，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在校师生两千四百多人。这一时期，也被大家公认为“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
风云之后仍有巨变。
他的身影，依然是那般淡然，从容不迫；心里，却永远那么坚定，执着不屈。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
1949年后，梅贻琦在美负责管理清华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梅贻琦每次都说：
“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
因他不愿把这笔钱拿去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
他终于无愧于自己一生的愿想了。
然而，圆满之后仍有遗念。
他始终不同意将研究所改称为“清华大学”，他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
正如任何一位功高德劭的老人一样，晚年的梅贻琦，即便是在病**也始终访者不断，他们瞻仰着这位不急不缓的君子，陪伴着这位平和淡定的校长，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而后，他的墓就修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梅园”。
他的病床下只留下一个紧锁的皮箱，丧事后打开，里面原来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差，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他无任何私人财产，连住院费、丧葬费都是由清华校友们捐助的，所以校友们称赞他——
是俭，不是吝，为公家办事是要钱花得经济、有效、持久，不是舍不得花。
如此，是积极的俭，才够上德。
他掌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为万世师表。
他的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保护好这所大学。
2005年，“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病榻之上，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他还说：“回过头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和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而无疑，这个问题，他的老师、梅贻琦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并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这个回答。
